坏脾气
一
1945年2月3日，清晨六点，英国巴斯伯恩空军基地。
凯勒布·“卡尔”·希金斯把最后一口咸牛肉塞进嘴里，用咖啡送下去。食堂里挤满了穿着A-2夹克的飞行员，有人在大声开玩笑，有人在默默写信。蒸汽从咖啡杯口升起来，混着香烟的雾，整个屋子像一艘沉在水底的潜艇。
他本来不该在这里。
三个月前，他还是第91轰炸机大队的地勤，负责给返航的B-17补弹孔、换发动机。那些飞机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，有的起落架放不下来，有的机组成员少了半个。他站在跑道边，看它们摇晃着降落，像一个猎户看着受伤的鹿逃回林子。
他认识那架飞机——“坏脾气”，机身编号44-6847，机头画着一个皱着眉头的红发女郎。每次它回来，希金斯都会第一个凑上去，检查尾炮塔的弹孔。那个位置他太熟悉了：战前他在堪萨斯的树林里打鹿，总是最后一个撤，趴在枯叶里盯着来路，等猎物自己送上门。
尾炮手干的是同样的活儿。
十二月底，他向上级递了申请：想飞。理由写的是“熟悉尾炮塔结构，便于维修”。中队长看了他一眼，没戳穿这个谎话。那天正好“坏脾气”的尾炮手完成了二十五次任务，打包回国。岗位空着。
“你会开那个枪吗？”中队长问。
“会。”希金斯说。他没提自己十二岁就能在两百码外打中奔跑的鹿。
中队长盯着他看了很久，最后在申请表上签了字。但签字之前，他问了一句：“你知道尾炮手的阵亡率是多少吗？”
希金斯说：“知道。”
“多少？”
“比别的岗位都高。”
中队长把笔放下：“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去？”
希金斯想了想，说：“总得有人坐在那儿。”
中队长没再说什么。签完字，他补了一句：“去查一下耳朵。尾炮手最容易聋。”
希金斯去查了。听力正常。后来他才知道，中队长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耳朵已经在嗡嗡响了，那是三天前“坏脾气”返航时，一台发动机在他旁边炸开，震的。
现在他坐在这里，等着飞往柏林。
“卡尔。”有人拍他肩膀。
他抬起头。是个上尉，飞行夹克上缝着“坏脾气”的机长标志。脸很年轻，眼睛底下有两道冻伤留下的白印。
“我是贝克，”上尉说，“你的机长。听说你第一次飞？”
“是。”
贝克点点头，没多问。他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放在桌上。
那是一块巧克力，吉百利牌的，英国货。
“尾炮塔里冷，”贝克说，“含一块，能顶半小时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希金斯把巧克力攥在手心，没有吃。
他想起一件事。三天前，他最后一次以地勤身份检查“坏脾气”的尾炮塔。炮塔内壁上有一行刻字，新刻的，笔画很深：
“第25次。最后一次。谢谢，伙计们。”
那是前任尾炮手留下的。希金斯摸着那行字，忽然意识到，那个人刻下这行字的时候，手指也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二十五次任务，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，而他居然活到了第二十五次。
希金斯从口袋里掏出小刀，在那行字下面刻了自己的：
“我叫Cal，堪萨斯来的。”
刻完，他看了一眼。字歪歪扭扭的，但能看清。他想了想，又在下面加了一行：
“别怕。它会带你回家。”
他不知道这个“它”指的是什么。也许是“坏脾气”，也许是别的什么。但他刻完这两行字，心里踏实了一点。
现在，他坐在食堂里，等着飞往柏林。
二
七点十五分，“坏脾气”滑出停机坪。
希金斯蜷在尾炮塔里，膝盖顶着胸口，后背抵着金属壁。空间比他想得还要小，像一口竖起来的棺材。两条勃朗宁M2机枪从他肩膀两侧伸出去，枪管探出炮塔的玻璃罩，像昆虫的触须。
他把手放在扳机上，试了试行程。左枪比右枪松一点，大概是被前任摸得太多了。他调整了坐姿，把安全带又勒紧一格。
发动机轰鸣着升温，机身微微颤抖。希金斯戴上氧气面罩，试了试喉部麦克风：“尾炮就位。”
耳机里传来贝克的声音：“收到。我们会抖得厉害，别紧张。”
“不紧张。”希金斯说。
他没撒谎。这比蹲在树林里等一头公鹿容易，那头鹿随时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冒出来，而你连呼吸都不能出声。至少在这里，他知道敌人只会从后面来。
七点四十分，“坏脾气”离开跑道。
机身抬头的瞬间，希金斯透过瞄准具看见地面倾斜，营房、跑道、那些排队等待起飞的B-17，全都在变小，像一堆积木被谁收进了抽屉。然后云层扑过来，世界变成灰白色。
爬升持续了很久。高度表上的数字跳动着：五千、一万、一万五。气温在掉。希金斯低头看了一眼脚上的电热飞行靴，指示灯没亮。他伸手拍了拍靴筒，指示灯闪了闪，又灭了。
算了。他把脚趾蜷起来，用力，再松开。重复三次。血还在流，就够了。
两万英尺时，云层散开。
希金斯看见了它们，机群。上千架B-17，铺满整个天空，从这头到那头看不见边际。银灰色的机翼在阳光下闪成一片，像鱼群迁徙。护航的P-51在更高处画着圈，尾迹拉出细长的白线。
他想起小时候跟父亲去打野鸭，秋天早晨，南飞的野鸭遮天蔽日地掠过沼泽。父亲说，你看，它们有方向，有领头的，有殿后的。聪明的猎人从不打领头的，也不打殿后的，你只管盯着中间那些。
希金斯那时候问：为什么？
父亲说：领头的带路，殿后的看家。打掉它们，整群就散了。
现在他看着这群B-17，忽然明白了殿后的是什么意思。
就是他这种人。
三
十点二十分，机群进入柏林空域。
高射炮火从两万五千英尺下方涌上来。起初只是几个黑点，在机群下方炸开，像春天池塘里冒出的气泡。然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，黑色的烟团挤满视野，炸开、膨胀、消散、再炸开。每一次爆炸都让机身轻轻一抖。
希金斯盯着6点钟方向。
这是他的职责。驾驶员看前面，副驾驶看上面，投弹手看下面，球形炮塔看两边，只有他，一个人，看后面。那个最危险的方向。那些从尾部偷袭的德国战斗机，他必须是第一个看见的人，也必须是第一个开火的人。
耳机里有人在报高度，有人在喊左舵。贝克的声音一直很稳：“稳住，保持编队。”
十点四十一分，希金斯看见它们。
四点钟方向，低两千英尺，十二架。不，等等，更多。后面还有。他眯起眼，透过瞄准具数了数。
“接触，四点钟方向！”他对着麦克风喊，“三十七架！ME-262！”
耳机里静了一秒。然后有人骂了句脏话。
喷气式。德国人的新玩意儿。比他们快一百英里。
“五架朝我们来了！”希金斯喊。他的手指搭上扳机，眼睛贴紧瞄准具。那五架ME-262正在爬升，从下方斜插过来，速度太快了，快到机身留下的凝结尾迹都追不上它们。
“稳住——”贝克的声音，“稳住——”
第一架ME-262进入射程。
希金斯扣下扳机。
双联装勃朗宁的吼叫瞬间塞满整个炮塔，弹壳叮叮当当地砸在金属地板上。曳光弹划出一道弧线，奔向那架喷气机。
没中。差了五十码。
那家伙太快了，快得他算好的提前量全是错的。希金斯咬着牙，调整瞄准具，等第二架。
第二架从更近的角度切进来。希金斯没等它完全进入瞄准圈就开了火。这次曳光弹从ME-262的机头前方扫过，那架飞机猛地拉起，躲开了。
但第三架没躲。它太贪了，靠得太近，希金斯甚至能看见座舱里那个德国飞行员的脸，年轻，很年轻，戴着皮帽，护目镜推在额头上。
勃朗宁的子弹从它的左侧机翼根部切入，一路撕到发动机。发动机爆出一团白烟，接着是火焰。ME-262向右翻滚，拖着黑烟栽下去。
“打中一个！”希金斯喊。他的声音在自己耳朵里听起来很陌生，像别人在说话。
第四架和第五架同时扑过来。希金斯左右摆动枪口，曳光弹织成一道不完整的网。一架ME-262从网上方掠过，另一架突然拉起，做了一个他看不懂的动作，然后他看见了那东西。
火箭弹。
两条白烟从ME-262的机翼下窜出来，直奔“坏脾气”的尾巴。
“脱离！脱离！”希金斯对着麦克风喊。
来不及了。
第一条白烟从炮塔左侧擦过，近到希金斯能看见弹体上的铆钉。第二条——
轰。
四
爆炸声和别的声音都不一样。
希金斯后来想，那像是一头巨大的野兽，在他耳朵边上吼了一声，然后整个世界变成棉花。他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听见一种持续的、尖锐的嗡鸣。
机身猛地甩向左边。希金斯的头撞在炮塔内壁上，眼前黑了几秒。等他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在转。
炮塔在转。整个机尾都在转。
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地板不见了。或者说，地板变成了天空。炮塔正在翻滚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玻璃罩外面是灰色的云、黑色的烟、然后是地面、然后是云、然后又是地面。
机尾断了。
他像一粒被甩出去的弹壳，和那个七英尺长的铝制炮塔一起，从两万五千英尺往下掉。
希金斯的第一个念头：降落伞。他的手摸向腰间，伞包还在。他抓住开伞索，准备拉——
然后他看见了它们。
那五架ME-262，正在掉头。它们没有爬升，没有返航，而是压着坡度转回来，机头对准正在下坠的“坏脾气”残骸。
它们要确认战果。要拍照。要看着这堆废铁砸进柏林。
希金斯的手停在开伞索上。
他的第二个念头，来自十二岁那年秋天。
一只受伤的公鹿，从林子里冲出来，站在他面前三十码的地方。那头鹿的后腿断了，胸口有血，但它站着，盯着他，眼睛是黑的，像两颗烧过的煤球。它没有跑。它知道自己跑不掉。它只是站着，等他开下一枪。
父亲说：有血性的东西，死之前都想回头咬一口。
希金斯松开开伞索，把双手放回机枪扳机上。
炮塔还在转，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旋转。他在旋转中寻找那五架ME-262，等着它们进入射程。他的身体被离心力压向一侧，安全带勒进肩膀，但他没有动。他只是盯着那些越来越近的黑点。
第一架进入射程。开火。
曳光弹扫过去，那架ME-262猛地倾斜，躲开了。但希金斯没指望打中这一架。他在打的是——
第二架。
那家伙飞得太低了，太想凑近看清楚。它从第一架的侧后方切进来，正好撞进希金斯的瞄准圈。勃朗宁响了不到两秒，那架喷气机的座舱盖就碎了。玻璃碴在阳光下闪了一下，飞机向左偏，栽下去。
第三架。
它发现了。它拉起机头，试图爬升脱离，但希金斯的子弹追上了它，不是发动机，是尾翼。水平尾翼被打掉一半，那架ME-262立刻失控，开始螺旋。
两架。两万英尺。炮塔还在转。
剩下的两架ME-262终于反应过来。它们猛地拉起，机头指向天空，逃出射程。希金斯看着它们越飞越高，越来越小，消失在云层里。
他的手还搭在扳机上。
然后他低下头，看了一眼身下。
柏林在逼近。街道、房屋、冒着烟的工厂、被炸毁的铁路调车场，它们都在变大。一万五千英尺。一万。五千。
希金斯松开扳机，把手放回开伞索。
晚了。
太近了。这个高度开伞，伞衣还没完全张开，他就会撞上地面。他见过那种尸体，从低空坠落的飞行员，落地的时候靴子还在脚上，但人已经扁了。
他叹了口气，把手收回来。
炮塔还在转。透过旋转的玻璃罩，他看见一片树林正在接近。松树，很高，很密。那几棵最高的树伸出枝条，像迎接他一样。
“操。”希金斯说。
这是他在天上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五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。
后来德国人告诉他，他的炮塔卡进了三棵松树之间，树枝把下坠的速度卸掉了大半。他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还在炮塔里，昏过去了，两条腿断了，左手三根手指扭成奇怪的角度，但还活着。
他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一辆卡车上。车厢里还有别的人，穿美军飞行夹克的，穿英军制服的，还有一个苏联人，说着他听不懂的话。卡车在颠簸，透过帆布缝隙能看见灰色的天空。
“醒了？”旁边有人问。是个中尉，嘴唇上有一道干涸的血痕。
“嗯。”希金斯说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腿，被人用夹板固定住了，夹板是木头做的，上面还带着树皮。
“你从哪掉下来的？”中尉问。
“尾巴上。”希金斯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我是尾炮手。机尾断了。我跟着炮塔一起掉下来的。”
中尉盯着他看了很久。然后他咧嘴笑了，露出发黄的牙齿：“你他妈在开玩笑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打了多少？”
“两架。”希金斯说。他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喷气式的。”
中尉不笑了。他坐直身子，伸手拍了拍希金斯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
卡车继续往前开。希金斯闭上眼睛，开始数数。他从小就喜欢数数，数子弹，数鹿，数击中的次数。现在他数的是时间。
一天。两天。三天。
卡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。有人上来检查，德国兵，端着枪，挨个看脸。希金斯看见那个中尉被拽下车，推上一辆等在那里的黑色轿车。中尉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
希金斯没听清。但他记住了那个口型。
“活下去。”
轿车开走了。卡车继续往前。希金斯闭上眼睛，继续数数。
六
集中营在柏林北边，一个叫萨克森豪森的地方。
希金斯被推进barracks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挤满了人。法国人、波兰人、苏联人、还有几个美国人。他们看着他被两个德国兵架进来，扔在稻草上，谁也没说话。在这里，说话费力气。你要把力气留着活命。
第一天夜里，他听见有人在哭。声音很小，压在稻草里，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老鼠。他循着声音摸过去，发现是个波兰男孩，大概十六七岁，胳膊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，已经化脓了。男孩看着他，眼睛里全是水。
希金斯不会说波兰话。他比划了一下，意思是“痛吗”。男孩点点头。希金斯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块布，那是他A-2夹克的内衬，用口水沾湿，轻轻擦掉男孩伤口上的脓。男孩咬着嘴唇，没出声。
第二天早上，男孩死了。
希金斯把布从他胳膊上取下来，洗干净，放回口袋。那块布后来成了他的宝贝，他用它擦脸，擦手，擦伤口。布越来越脏，越来越薄，但他一直带着。
第二天，有人把他的腿重新夹板了一下。是个法国医生，也是囚犯，手指很细，动作很轻。他用不流利的英语问：“痛吗？”
“不痛。”希金斯说。
法国人看了他一眼，没戳穿这个谎话。他检查完腿，又检查了希金斯的手。左手三根手指，关节扭了，肿得很高。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木棍，让希金斯咬着，然后猛地一拉——
希金斯眼前一黑。等他再睁开眼，手指已经复位了。医生用布条把三根手指绑在一起，固定在一块木片上。
“会好的。”医生说。
“谢谢。”希金斯说。
医生看了他一眼，忽然问：“美国人？”
“是。”
“哪来的？”
“堪萨斯。”
医生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但希金斯注意到，医生的眼睛亮了一下。堪萨斯。那是他很久没听到的词了。
第三周，夹板拆了。希金斯能站起来了。他扶着墙，一步一步挪到窗户边，看外面的铁丝网和岗楼。岗楼上有探照灯，有机关枪，有德国兵。那个德国兵很年轻，看起来不到二十岁，叼着烟，枪口冲着营房。
希金斯数了数距离：从窗户到岗楼，大概一百码。他从这个角度开枪，不需要瞄准具，凭手感就能打中那个德国兵的脑袋。一百码打移动的鹿他都打过，何况一个站着抽烟的人。
可惜他没枪。
但他记住了那个距离。一百码。他在心里反复默念，像记一首歌的歌词。一百码。一百码。总有一天，他会用上这个数字。
第一个逃跑计划，死在第三周晚上。
他找到了一个墙角的松动处，用勺子挖了三天。第四天凌晨，他刚把洞挖通，探照灯就打过来了。德国兵喊了句什么，接着是狗叫，接着是枪托砸在脸上的声音。
他被关了三天禁闭。出来的时候，右手小指没了。德国人说，这是给他的教训。
希金斯看着自己少了小指的右手，没说话。他用左手摸了摸伤口，血还在渗。他把手插进口袋，走回barracks。
那天晚上，他在稻草上躺了很久。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有血性的东西，死之前都想回头咬一口。但他现在没有牙齿。他的牙齿被人拔了。
他闭上眼睛，开始数数。从一数到一百，再从一百倒数到一。数到第三遍的时候，他睡着了。
第二个计划，死在第六周。
他和一个英国人商量好，趁换岗的时候翻铁丝网。英国人先翻，刚爬到一半，探照灯亮了。德国兵没开枪，只是把狗放出来。英国人被狗拖回去的时候，腿上的肉撕下来一大块。
希金斯站在窗户边，看着那个英国人被拖走，什么也没做。
英国人在医务室躺了三天。第四天，希金斯去看他。英国人的腿被截了，从膝盖以下。他躺在草垫上，脸白得像纸。
“你还能跑吗？”希金斯问。
英国人笑了。笑声很干，像风吹过枯草。
“跑？”他说，“我连走都不能走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但你还能。”
希金斯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腿。两条腿都还在，虽然左腿还有点瘸。他还能跑。
“帮我个忙。”英国人说。
“什么？”
“你跑出去之后，去伦敦，找我老婆。告诉她，我没死在海上，没死在非洲，也没死在诺曼底。我死在一个德国集中营里，死在解放前。让她知道就行了。”
希金斯点点头。
“你叫什么？”英国人问。
“希金斯。凯勒布·希金斯。”
“我叫汤普森。罗伯特·汤普森。”
英国人伸出手。希金斯握住。那只手很凉，很轻。
第二天早上，汤普森死了。
第三个计划，死在第八周。
这一次是他一个人。他在厨房偷了一把刀，很小，但足够割开铁丝网。他等到半夜，等到探照灯的间隙，等到月亮被云遮住。他爬出窗户，爬过空地，爬到铁丝网边上。刀片碰到铁丝的一瞬间，脚底下踩到一个空罐头盒。
罐头盒滚了一下。响声不大，但在夜里足够清晰。
探照灯打过来的时候，他正蹲在铁丝网前面，刀还在手里。德国兵喊了句什么，他没听懂。他也没有动。他只是蹲在那里，等他们过来。
这回打断了三根肋骨。
他在禁闭室里躺了十天。没有治疗，没有药。他只能靠自己，靠那个法国医生偷偷塞给他的一小块面包，靠自己的呼吸。每一次呼吸都像有人拿刀在肋骨上刮。
第十一天，他被拖回barracks。法国医生来看他，摇了摇头。
“不能再跑了。”医生说。
“还能。”
“你的肋骨断了三根。再跑，肺会破。”
希金斯没说话。他知道医生说得对。但他也知道，他不能停。停下来，就是等死。
七
1945年4月28日。
早上，希金斯被押出barracks。阳光很好，照在脸上有点烫。他眯起眼，看见院子里站了一排人，十几个，有他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那个法国医生站在最边上，手很细，眼睛看着地面。
德国兵让他们沿着墙站好。墙是灰色的，上面有弹孔，旧的。
希金斯忽然想起一件事：今天几号了？
他问旁边的英国人。英国人小声说：“28号。4月28号。”
4月28号。
他在心里算了算。苏联人打到哪里了？柏林外围？城边？也许已经在城里了。他听见炮声好些天了，很近，一天比一天近。
那个年轻的德国兵走过来，站在他面前。就是岗楼上那个叼着烟的，不到二十岁。现在他没叼烟，脸绷得很紧，眼睛里有别的东西，恐惧，也许是。他的枪口对着希金斯的胸口。
“你有什么要说的？”德国兵用蹩脚的英语问。
希金斯想了想。
“我打了两个，”他说，“喷气式的。在尾巴上打下来的。你们的人。”
德国兵没听懂。或者听懂了，假装没听懂。他把枪口往上抬了抬，对准心脏。
希金斯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左手少了三根手指，右手小指没了。这双手摸过扳机，摸过鹿的血，摸过“坏脾气”的炮塔内壁。那些前任留下的刻字，他每一行都摸过，“这里很冷，但视野很好”；“第21次，我看见他们来了”；“别怕，它会带你回家”。
他也刻了一行。那是第一次任务之前，趁地勤不注意，偷偷刻的：
“我叫Cal，堪萨斯来的。”
现在那行字应该还在。如果“坏脾气”的残骸没有被人拆掉，如果那片柏林北边的树林没有着火，那行字就还在。刻在金属壁上，刻在某个他蜷缩过的地方。
阳光很好。
希金斯抬起头，看着那个年轻的德国兵。
“开枪吧。”他说。
德国兵的手指扣在扳机上。他的嘴唇在抖。希金斯看见他的眼睛，蓝色的，很浅，像堪萨斯冬天的天空。
然后，远处传来一声炮响。
德国兵的手顿了一下。他又看了一眼希金斯，然后退后一步，把枪口放低。
“滚。”德国兵说。
希金斯没动。
“滚！”德国兵又喊了一声，这次声音更大，更急。
希金斯转过身，开始走。他走得很慢，因为肋骨还在痛，腿也瘸。但他没有回头。他听见身后传来枪声，不是冲他，是冲别的人。他没有回头。
他走了大概一百码，然后停下来。
他听见身后有人在喊，是德语，然后是英语。他听不懂德语，但他听懂了英语里的一个词：
“自由。”
他回过头。院子里的德国兵在跑，有的往岗楼跑，有的往大门跑。墙边那排人还站着，但他们的脸不再对着墙，而是对着天空。
苏联人的坦克出现在营门口。
八
1945年5月2日，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市区。
四天后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解放。活着的人走出营房，站在阳光下，有些人哭了，有些人没哭。他们在院子里发现了一排尸体，靠墙放着，穿着囚服，眼睛都闭着。
没有人知道那些人的名字。
希金斯站在那排尸体前面，一个一个看过去。他看见了那个法国医生。医生的手还在口袋里，手指很细，像握着什么东西。希金斯蹲下来，轻轻掰开医生的手。手心里是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数字。
医生的女儿。地址在巴黎。
希金斯把纸片收进口袋。他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他没有找到汤普森，汤普森早在第六周就死了。他也没有找到那个波兰男孩，男孩在第二天早上就死了。他谁也没找到。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排尸体，忽然想起“坏脾气”炮塔里的那些刻字。那些名字，那些日子，那些“别怕”。
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左手少了三根手指，右手小指没了。但他还活着。
九
希金斯在解放后的第三天，开始寻找同机组的人。
他找到贝克了。
贝克还活着。他在另一个战俘营，离萨克森豪森四十公里。苏联人解放那个营地的时候，贝克已经瘦得脱了相，但还能走。他们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收容站里碰的面。贝克看见希金斯的时候，愣了好几秒，然后说了一句：
“你他妈还活着。”
“还活着。”希金斯说。
两个人没有拥抱，没有哭。他们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对方。贝克的眼睛底下那两道冻伤的白印还在，但瘦了之后，那两道印子更深了，像两条干涸的河床。
“我以为你死了。”贝克说。
“我也以为你死了。”
“其他的人呢？”
希金斯摇摇头。贝克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我最后看见副驾驶的时候，他在机头那边，降落伞没打开。”
“投弹手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跳了。可能没跳。”
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贝克问：“你怎么活下来的？”
“炮塔卡在树上了。”
贝克看着他，慢慢地点了点头。他没有追问细节。在这里，活下来就是活下来，没有什么好追问的。
后来他们才知道，那天“坏脾气”的十名机组成员里，有四个人跳了伞。除了希金斯和贝克，还有无线电员和一名腰部炮手。无线电员跳伞的时候被德国战斗机扫射，降落伞被打穿，但他还是活了下来，摔断了一条腿。腰部炮手落在柏林市区，被德国平民抓住，挨了一顿打，但没死。
剩下的六个人，都在那天死了。副驾驶没来得及跳伞。投弹手和领航员在机头被高射炮直接命中。两名腰部炮手一个死在机舱里，一个跳了伞但降落伞没打开。飞行工程师在机背炮塔里，被ME-262的机炮打中。
十个人，六死四生。
希金斯后来在收容站里见到了无线电员和腰部炮手。无线电员拄着拐杖，看见希金斯就笑了：“听说你在尾巴上打了两架喷气式？”
“两架。”
“你他妈真是个疯子。”
希金斯没说话。他想起那天在炮塔里，他松开开伞索的时候，心里其实什么也没想。他只是觉得，不能就这么下去。不能让他们看着自己摔死，什么也不做。
也许那就是父亲说的“血性”。也许不是。他说不清楚。
十
1945年7月，堪萨斯州，萨利纳。
希金斯站在自家农场的门口，看着眼前的麦田。麦子已经黄了，风一吹，像一片金色的海。他站了很久，没有动。
门开了。一个女人走出来，头发花白，围裙上沾着面粉。
“卡尔？”她说。
“妈。”
女人愣了一秒，然后跑过来，抱住他。她抱得很紧，紧到他的肋骨又开始痛。但他没有推开她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让她抱着。
“你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回来了。”
“你的手——”
“没事。”
“你的腿——”
“没事。”
女人松开他，退后一步，看着他的脸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后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。
“你瘦了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爸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女人低下头，擦了擦眼睛。希金斯看着她的头顶，看见白发从黑发里钻出来，一根一根，像冬天的霜。
“妈，”他说，“我饿了。”
女人抬起头，笑了。眼泪还挂在脸上，但她笑了。
“进来吧，”她说，“我给你做点吃的。”
希金斯跟着她走进屋子。屋子里很暗，很凉。他坐在餐桌前，看着母亲在灶台前忙碌。她的动作很慢，很稳，像一台老钟。
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左手少了三根手指，右手小指没了。但他还活着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布，那块从A-2夹克内衬上撕下来的布。布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但他一直带着。他把它放在桌上，摊平。
布上什么也没有。但他记得上面有什么。
他记得那个波兰男孩的眼睛。记得汤普森的手。记得法国医生的纸片。记得那个年轻的德国兵蓝色的眼睛。
他记得“坏脾气”炮塔里的那些刻字。
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。
他记得。
记了一辈子。
十一
很多年后，一个年轻人来到萨利纳，找到希金斯的农场。他自称是历史系的学生，在做一个关于二战尾炮手的项目。
希金斯坐在门廊的摇椅上，看着年轻人递过来的笔记本。笔记本上贴着一张照片，是一架B-17的残骸，机尾断成两截，卡在三棵松树之间。
“这是‘坏脾气’，”年轻人说，“在柏林北边的树林里找到的。炮塔内壁上有刻字，其中一行是‘我叫Cal，堪萨斯来的’。我们查了很久，找到了您。”
希金斯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“是我刻的。”他说。
年轻人很兴奋，问了很多问题。希金斯一个一个回答，声音很平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最后，年轻人问：“您为什么要当尾炮手？您知道那个位置的阵亡率有多高吗？”
希金斯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知道。”他说。
“那为什么还要去？”
希金斯抬起头，看着远处的麦田。麦子又黄了，风一吹，像一片金色的海。
“总得有人坐在那儿。”他说。
年轻人走了。希金斯坐在摇椅上，继续看着麦田。
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有血性的东西，死之前都想回头咬一口。
他咬了。在柏林上空，在坠落中，在集中营里，在墙边。他咬了。
但他也活着。
他把那句话记住了。
记了一辈子。
附记
1945年2月3日，第91轰炸机大队的“坏脾气”号B-17在柏林上空被击落。机长贝克上尉以下十名机组成员中，六人阵亡，四人被俘。尾炮手凯勒布·希金斯是四名幸存者之一。他在坠落中击落两架ME-262喷气式战斗机，后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押至战争结束。
战后，希金斯回到堪萨斯，经营父亲的农场，直到1987年去世。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战争中的事，直到那个历史系学生找来。
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块布，从A-2夹克内衬上撕下来的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布上没有字，但希金斯的女儿说，父亲每天晚上都会把它拿出来，放在灯下看。
“他看的时候，什么也不说，”她说，“就那么看。”
“看什么？”
“看上面没有的东西。”
布上什么也没有。但他看见了。
他看见了他记得的一切。
